那么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作为医生，他的天职就是治病救人。医生是一个科学家，他熟悉人的生理、生化、人的病理，他也熟悉人的疾病的 发生和发展及如何控制的规律。同时医生也是一个关爱者，是一个利他主义者，病人的利益高于他自己个人的利益 。医生职业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要让病人带来治疗利益。期盼由于他的努力，病人能恢复健康，能延续生命。只有具 备上述两方面条件的人才能做医生。作为病人，他是被治疗、被关爱的对象，他应当尊重和信任医生。若他把自己 当成是消费关系中的消费者，对医生的每一个行为都怀疑，并期望有措施能监督医生的每一步行医行为的话 ，最终医生将无法正常行医。
由于政府放弃了对公民生命和健康的责任盲目的把医疗机构推向市场化其结果将医生置于悲惨的境地。使其处于绝对的弱势群体，这个群体从来不能单独发言，以至于已经不会驾御文字来表达自己 的思想了。我说他是相对的弱势群体，是因为他们相对与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利益集团。
很多人认为医生和卫生利益集团是一家人，其实错了。卫生官僚利益集团是政府利益集团分化出来的一个分支，和医生处于对立状态。对立的原因就是因为医生认为自己的劳动被利益集团无偿的剥夺，而这种剥夺都是基于国家的名义，人民的名义。也就是说在医生和社会人群两者之间，是以剥夺医生的劳动来补偿社会的福利。
而这些福利自产业化以来，国人不论男女老幼可以说基本上都享受过医生的无偿劳动。这个劳动就是医生的智力劳动，具体表现在医生的诊断。而诊断的 过程包括：调查病史，体格检查，看机能检查报告。最后进行综合分析，制定最优医疗方案，而最优方案既要符合科学性，又要具备最大可能经济性。这样对病人可减轻经济负担，又可以减轻社会的经济负担和提高社会的效率。（这是医生应该做的最正义的医学行为）完成这个诊断的过程由于医学的复杂性，还要进行鉴别诊断，以免误珍 。有时候还需要进行治疗性诊断，也就是比较安全的试验性治疗以帮助诊断疾病。然后才是治疗。治疗完毕，还要面对康复使病人尽可能地恢复到健康状态。这是一个极其耗费脑力的过程，有时候，需要会诊，需要讨论，需要查找资料，凝结着主管医生，上级医生，相关科室医生的集体的劳动。就象一个父亲要决定孩子的未来，需要作出不计代 价的劳动。而儿子可以保证自己父亲的晚年的抚养和亲请关怀，而病人对医生则没有这样的义务。
而这么伟大的劳 动，却得不到应有的报酬。问题出在哪里呢？是医疗改革的错误做法所致。医疗改革首先是体制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充分体现医院的公益性,不能一边说医院是公益性的,一边又让医院自己解决医务人员的工资问题,这样的改革能改好吗?难道这么多年的摸索还把 经验总结不出来?卫生部是吃干饭的还是在从中牟利而不想改好?
我说医生是绝对的弱势群体，是因为现在社会的声音中，医生几乎人人得而诛之。人人要求医生奉献的义务，却不给医生获得报酬的权利和医疗权利。这种声音在中国的现实中强大到淹没主张医生的权利的声音。尽管执业医师法规定了医生的医疗权和获得报酬的权利。但是社会不是漠视这种权利 ，就是医院和卫生行政部门粗暴地代替医生放弃这种权利。
这都是政府引导的结果。医生和病人本来是相互的共生体，在政府不能 起到公正的裁决的时候，医生和病人的法律赋予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获得好处的是那些药商，器械商，医院的管理 集团，卫生行政部门。还有那些无偿占有卫生资源的特权者。
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作为这场改革中的从业者我们（医务工作者）更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让外界的人们不再被不全面的舆论导向所蒙蔽 。
但是首先我请大家要静下心来，自己思考我所说的事实（或是现象），而不是只让怨气和偏见代替事实。 医生本身只是一项技术的提供者，他没有天生的义务去完成职 业要求之外的那些“奉献”的。白求恩、柯隶华这样的人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敬仰及学习的，但他们无私的行为是不 可能作为每一个医生的行为准则的。就像不能要求我们每个人都是雷锋，每个官员都是孔繁森一样。 医疗卫生改革前那个年代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免费医疗，但那也是面对城市有工作的人群，那时的医患关系很好， 那时的医生不用考虑病人欠费、不用考虑有没有完成医疗任务，和病人之间也没有什么 厉害冲突，多做少做也不会对自己的收入有什么影响。什么“回扣”、“纠纷”都没听说过。医生的工作是很辛苦 ， 可那时医生工作 起来没有什么阻力，没有人对他们的诊疗，用药有什么怀疑，病人和医生是一条“壕沟里的战友”面对的敌人只有 一个“疾病”。
